送交者: kobe1 于 November 22, 2008 10:47:14:
回答: 转帖:生活中的经济学等(茅于轼) 由 kobe1 于 November 22, 2008 10:43:13:
什么样的不公平是不能容忍的
茅于轼
“公平”是一个很含混的词。由于含混，各人有各人的不同理解。最直观的公平就是大家都差不多，特别是大家的消费差不多，没有太大的贫富差距。这就是公平的最直观的理解。当我们看到当今的社会贫富不均，穷的穷，富的富。消费水平相差十倍百倍，不平之心油然而起，就想到要解决这个问题。这时候才发现解决公平的问题远不那么简单。
用强制的手段剥夺富人，把他们的财产分给穷人，这是最直接了当的消除不公平的办法。这个办法我们试过，解放后的三十年就是执行了打倒富人，把他们的财产分给穷人或收归国有的政策，可是结果并不好。社会上的富人都被剥夺成为穷人，而且再也没有人敢于当富人。结果是全社会都变成了穷人。公平倒是公平了，但不是我们所希望的那种公平。本来大家追求公平是想摆脱贫困，没想到剥夺富人的结果是大家都变成了穷人。现在的年轻人都很难理解这一段历史。剥夺富人是一段惊心动魄的过程，是激烈的生命的搏斗，是挑动人民之间的仇恨心理为动力的，它以牺牲另外一种公平为代价的公平。从那以后，人民被分成了被专政的，和专政别人的人。被专政的地，富，反，坏，右，（实际上还有资产阶级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，叛徒特务等种种名堂）无权享受基本人权，他们的生命财产是没有保障的。至今我们还在享受这一份遗产，专政还写在宪法里。
现在有许多人埋怨邓小平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，造成后来的贫富差距扩大。要知道，邓小平说这这话的时候，全国没有人敢致富赚钱。因为那是资本主义，是要挨批挨斗的，谁敢冒这个险。小平的这句话解放了全国人民走向富裕的愿望，造就了现在几千万的富人，还有更多的人正在奔向富裕。贫富有差距确实是大家致富的愿望被解放之后才发生的，但差距的扩大不应该归罪于邓小平。他的贡献在于打破了大家一块儿受穷，谁也不敢去追求财富的僵局。现在看来这种僵局实在可笑，但是文革是全国疯狂的时代，更可笑的事还有的是。
财富的不公可方成两种情况，一是由于市场造成的，一是由于非市场的原因造成的。后者又可分为合法的和非法的。合法的非市场致富的例子如买彩票得头奖，获继承了一笔巨额遗产。对这种暴富，虽然也是财富的不公，很少人会反对它，或要求取消它。顶多只是收缴所得税。非法的致富，如贪污，走私，贩毒，贩卖人口等等，无疑都是大家反对，必需取缔的。话是这样说，做起来可不容易。差不多世界各国都有这种非法致富的活动，各国政府尽了很大努力，也未能完全消除。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，政府管理水平较差，更不容易消除。
剩下就是市场所造成的贫富差距，这是最有争议的问题。在没有外界干预的条件下，市场是一个自发的平等参与的交换场所。但事实上的市场往往不那么自由平等，即使法律所赋予的每个人的自由平等也难于兑现。在许多国家里真正实行的是特权，官阶愈高，特权愈多。因而造成司法执法中的偏向权势者。愈是在欠发达国家，这样的问题愈严重，并造成收入的不平等。这也是穷国的百姓希望移民到富国去的一个原因。在那里特权的干预比较少，自由平等造成的机会比较多，凭自己的勤奋，比较容易致富。
即使我们假定的最初的参与的平等性能够存在，在长时间的交换演化之后也会造成收入的不平等。所以我们可以说，市场是会造成收入不平等的。要彻底消灭不平等，就得取消市场。这条路世界上许多国家都试验过，包括我们中国。但是试验的结果是普遍的贫困。经过艰难的改革，大多数国家都放弃了计划经济，走上了市场经济，而且取得了效果。所以市场是致富之路，但又是分配不平等的一个原因。
如果仔细分析造成不平等的原因，无非是四方面的。一是起点的不平等。有的人出生于富裕家庭，得到父母的关爱，受到良好的教育；有的人则相反，家里穷，上不起学，或者家庭生变，父母异离。第二是天生的条件不同，有的人长得漂亮，有的人难看；有的人聪明，有的人笨；有的人健康，有的人天生就有病。第三是个人的决策不同，导致后果不同。有的人选择学文，有的人选择学工；有的人选择艰苦努力，有的人选择清闲安逸等等。第四是个人的命不同。有的人命好，处处顺利；有的人命苦，到处碰壁。让我们看看，上面这些导致财富不公的原因中哪些是可以消除的？
先看出生的家庭条件，这样的不平等，主要是原有的社会的不平等造成的。出生的家庭有穷有富，上一代的不平等传给了下一代。这是造成一个人一生命运不同的最主要的原因。虽然社会有一些安排，试图减少这种不平等，比如义务教育制度，社会救济制度，但作用远远不够。更激烈的措施例如把孩子集中起来统一教养，未必是良策，更未必能被疼爱孩子的父母所接受。穷妈妈也未必同意把孩子送给富人家。所以纠正这一类的不公平，比较稳妥的办法只有改善现代社会的收入不公，从根本上逐步消除贫富差距的过份扩大。
再看本人出生时的条件不同，这些天生的条件差别显然是无法避免的。有些家族天分特别高，辈辈出人才，对人类作出杰出的贡献。我们没有理由为了公平去压抑他们，叫他们的贡献和普通人一样。有些人有商业头脑，善于经商，同样为人类作出贡献，自己发了财，同时也为社会创造了财富。我们不但不应该限制他们，而应该帮助他们成全他们的事业。可见这一类天生的不公平，也是无法改变的。一个人的相貌也和他成功与否有关。有些女孩子长得特别漂亮，他们赚的钱就多得多。汽车展览都要请漂亮女孩做模特，空姐也要讲究相貌。难道我们能够改变这种现实吗？不管是天分也好，长相也好，这些天生的区别所造成的收入差别确实很难消除。
个人的选择，只能由个人自己负责。绝没有个人的决策这叫别人承担责任的道理。一个人决定去偷盗抢劫，总不能让别人替他去坐牢。一个人努力学习，勤奋工作，他的成果也不可以让别人去享受。过去我们批评吃大锅饭，就是因为干好干坏一个样，弄得大家都没有积极性，对发展生产很不利，才决定引进市场经济，让每个人有机会发挥自己的才能，得到自己的劳动果实。可见由于决策不同所造成的贫富不均也是不好避免的。
最后说到运气的不同。运气有个人的，还有大环境的。个人的运气包括一生一世中所碰到的人，这些人所选择的决策，偶然性的因素非常多，而且都不是个人所能控制的。所以称之为运气。我们无法用任何手段改变这些偶然因素。大环境的变化包括国际石油价格的升降，碰上宏观调控等等，都会影响一大片人。我们无法将一个人挑出来免除宏观对他的影响，更无法改变整个的宏观形势。唯一的结果是听从运气的安排。
说到这儿，结论是没有办法改变人与人之间的收入差距。或者说这些不公平是我们不得不接受的。但是它的结果，过大的贫富差距又是我们所不能接受的。所以最后的办法只能是在最后的收入分配上采取温和的手段，从富人那里征收较高的个人所得税。这就是世界各国所通行的处理收入分配过于悬殊的政策。简单地说，我们不得不接受市场所造成的收入差距，矫正的办法是在已经形成的收入分配上多征富人的税。
恰好在这一点上我国的税制不能有针对性地对富人征税。我们的累进所得税只适用于工资部分，而大部分的富人不是靠工资而致富的。他们致富的主要原因是财产性收入高。这部分收入税务局缺乏信息，无法对他们征税。即使他们老实地申报了，也没有累进的税制，只是20%的统一税率。更何况目前个人所得税只占总税收的7%，其他的93%直接间接都和消费者的购买有关，而和家庭的储蓄无关。你的钱放在柜子里，或者存了银行，政府是不会对这部分钱征税的。但是你一旦消费，买了东西，政府就对此征税。打电话，付电费，在超市买东西，国家都在征税。富人的消费虽然高，但是从比例而言他们的储蓄比例高，相对的消费少。而穷人的所得几乎都消费掉了，这部分钱都要交税。所以从比例上看富人收入中纳税的比例比穷人的低。结果我们的税制成了按收入的累退税。改革税制，按总收入征税，并且采用累进税制是减缓收入差距的重要措施。
此外，消除经济活动中对不同社会阶层的人的不同限制，取消特权，是缓解贫富差距的更为彻底的方案。应该说我国的改革开放在这方面是有成绩的。每个人公平致富的机会比过去大大地增加了。但是随着经济活动规模的扩大，利用权力获取巨额收入的机会在增加。它不同于贪污腐化，但跟垄断和禁止公平竞争有关。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，印尼，菲律宾，南美诸国，非洲国家等，或多或少都有这一类的问题。它和文化传统，社会结构有关，是比贪污腐化更难纠正的一个问题。但如果我们能够守住最后一道防线，对最终收入公平地征收累进所地税，这个问题的危害性就不足为惧了。
每一个重大的进步都有很大的斗争
茅于轼
前不久，兰州市物价局对该市涨价的牛肉面定出最高限价，我觉得这是计划经济的残余表现，是在破坏市场。兰州物价局的人是想讨好老百姓，真要这么干，兰州牛肉面就完了，偷工减料呗。
都改革了30年了，还有这样的笑话，都是自以为比市场聪明的人干的。
人总是自大狂，认为市场是盲目的，我比市场看得清。现在国家也认为可以修正市场的毛病，所以干预市场。毛病是可以修正，但问题是谁来修正。是你还是我？
1958年，我被打成右派开始挨整，说的就是这些事。1956、1957年，市场上已经买不着肉和鸡蛋了，我就说为什么不涨价？涨了价就买得到了嘛。我是反对管制经济的，很多人不明白这个市场。市场了不起的地方就在于，你永远买得到，不过可能贵点儿。如果你把市场破坏了，有钱也买不到。
1968年，据说有一个机密文件，要把北京搞得像水晶球一样透明干净，说我危害首都安全，要我迁出北京。我被抄了家，老伴儿被剃了光头。我当时在铁道研究院，院里一起被赶出北京的有12个人。
于是，我在大同机车厂待了10年，境况还不错。在农场劳动了两年，剩下时间都在做技术工作。先是参与搞燃气轮机，后来借调到北京铁道研究院，在运输经济研究所研究到西藏去的铁路值不值得修。我是学理工的，对最优化理论感兴趣。最优化在数学上叫数学规划，管理上叫运筹学，我学得都很起劲，从这些东西慢慢就到了经济学——它的本质就是最优化问题，怎么能用最少的资源产出最多的财富。
1982年，全国数量经济学年会在西安召开。当时，文字的经济学被传统理论界封锁得很严密，只有用数学稍微有点自由度，因为当时搞传统经济学的学者多半不懂数学，一看数学符号就头痛，就不再往下看了。那实际上是西方现代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交锋的会，参加这次会议的很多经济学家后来都成为代表人物，如杨小凯、田国强、王国乡，张维迎也发了言，他那时候还是一个研究生。
我们的改革不是一帆风顺的，每一个重大的进步都是有很大的斗争的。现在大家都说市场经济，那个时候谁敢说？社会主义是有计划，按比例，你来个市场要自由，既没计划也没比例，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。现在这个问题应该说基本解决了。那个时候像我们这种人，冒好大风险的，赞成私有化，发展个体经济，是犯天下之大忌。所以，反精神污染，反资产阶级自由化，不断地反。现在都开公司，私有化了，那个时候谁敢？马路上摆个摊儿都不行的，资本主义尾巴，要割的。在这样的环境下，冲破了重重障碍，当然不光是经济学家的作用，主要还是邓小平和他的一些助手等改革派政治家，再加上经济学家的作用。大家慢慢越来越懂得自由经济的意义，这个斗争就不太大了。很多人都忘掉了。
我写文章说，很多人都坐享其成，收入都提高了，可是当初你们都是反对搞市场经济的，反对得很厉害，什么帽子都给戴过。你说愚蠢不愚蠢？全世界经济搞得好的没有一个搞公有制的，这是从经验上看，理论上也是完全能证明的。
过去讲工人农民创造财富，工人农民当然创造财富。但是改革前后都有工人农民，为什么财富以前没有现在多呢？就是多了一个企业家，把劳动、技术资源用最好的办法组织起来，用最低的成本生产出价值最高的产品。财富是这么创造的。计划经济算不出来怎么最优。
近年来，改革引发的诸多不满集中显现，“主流经济学家”被指责“与利益集团结盟”，从而招致主要来自互联网的严厉批判，茅于轼因为主张“企业家是社会的宝贵财富”、“替富人说话，为穷人做事”也被牵扯其中。
我认为，主流经济学就是自亚当·斯密开始的以市场经济为核心的西方经济学，后来不断继承发展，又有了很多大家。非主流就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，后来没有人了，他的学说到他为止。不是没有人研究，是没有新的发展新的推动。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革命的经济学，不是建设的经济学。大学里已经是主流经济学的天下了。
社会上有这么多有强烈不满情绪的人，值得我们深思。是什么政策得罪了他们？我的答案是我们这个社会的特权分子可以侵犯别人而不受制裁。一边有特权，另一边就没了人权，连起码的保护都没有了。受人侵犯又没处申诉，当然会产生出强烈的不满。现在老百姓告政府状的越来越多，但是要么法院不受理，要么受理了不能公正判决。百姓能够胜诉的微乎其微。这样一种状态当然是危险的。说主流经济学家跟利益集团结盟，这个情况可能存在，但我很难举出实际的例子来。
我百分之百的收入都是我的劳动所得。我也没感觉有暴富的可能。（夫人插话，人家开价高，你是拒绝了）最近有人出10万块钱，要求以天则所的名义发表一个报告，我们商量之后没有同意。刚出现独立董事的时候，好多公司请我当独立董事，年薪少则几万，多的几十万。我没有一个接受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一看它的要求，要懂会计、懂法律，我不懂，不符合要求。他们挑我并不是因为我懂会计懂法律，是因为我有点名声，对他们品牌上有帮助。很多经济学家是接受的，很轻松，没什么事儿干，拿现钱。我不这么想，不干活拿的钱，特别得小心，拿了要出毛病的。
我没有炒房炒股。我也不是看不准，我能看得准，但是我不喜欢这个事儿。我知道股票肯定得涨，但是上市公司大部分都是国有企业，都做得不太好，我不愿意投资给它们。
1993年，我从社科院退休之后，做了三件事，参与创办天则经济研究所，在山西临县设立小额贷款，在北京开办富平保姆学校。小额贷款项目已经发放了25 万元给有创业冲动的农民工，如果能回收，我们就会投入更多的钱。人民银行天津分行曾经发了个正式文件给我，要我关掉临县的小额贷款。我回信说，我没让任何人受害，有很多人受益，为什么关我的？后来也就不了了之了。
我现在一个星期去两次天则所，还有双周论坛。富平学校、小额贷款也都要过问。写作量也很大，我每年可以出一本书。晚上上网收邮件、回信，有的请我帮他们找资料。（夫人插话，都是不认识的人）人家抱着希望来找我，你叫人失望了就不好了。
可贵的中国企业家
茅于轼
中国经过二十五年的改革开放，面貌已今非昔比．经济实力增加了六七倍，人民生活极大地提高了．中国人正在告别屈辱的时代，开始扬眉吐气了．自从1840年鸦片烟战争以来，中国人追求现代化的努力，现在才结下了果实．改革前的一百六十年不是外国人欺侮，就是自己人和自己人过不去．外国人欺侮不欺侮我们，我们做不了住．但是自己人和自己人过不去却完全是不必要的．满清时是保守派和维新派斗，民国以后是军阀和军阀斗，再就是党派和党派斗．最后解放之后是阶级斗争，其实并没有什么剧烈的阶级矛盾，都是人斗人的借口．改革开放的二十多年，基本上避免了自己人斗自己人．要说改革开放的经验教训，恐怕这是最基本的一条．自己人不要斗自己人．最好根本就不要有人和人斗，不管是自己人还是外国人．
中国有三千多年有文字记载的历史．在这三千多年中，安安稳稳的年代不多．只要看人口的变迁就可以知道．在西汉平帝时中国有六千万人，过了一千年到了宋朝真宗时，人口反而降低到 1600万．一直到明朝人口才恢复到六千万．在人口统计数字剧烈变动的背后，是多少家庭的妻离子散，生灵涂炭．这些老故事其实解放以后还继续着．三年灾荒有大约5%的人没能挺过去，饿死了．文化革命中又有上千万的人挨整，整得死去活来．改革后25年的太平年代虽然时间不长，可是十分珍贵．如果我们能够再维持二三十年的太平年代，中国现代化的梦想大概能够实现了．
为什么要回顾这些故事？因为我们有些人还不懂得自己人不要斗自己人，或者对内斗缺乏警惕性．自觉不自觉地正在走上内斗的道路，把批判的矛头指向整个中国民营企业家群体和中国改革的大方向．意见的不同并不奇怪，但是如果发展到划分成为两个阵营，进而造成社会的动荡，那就值得警惕了．
国内两位著名的经济学家，一位主张善待企业家，另一位认为需要善待的是工农群众．应该说他们两人都不错．主张善待企业家的也没有说不要善待工农群众；主张善待工农群众的，如果不反对善待企业家也没有错．依我看，所谓善待应该是保护的意思，那么企业家和工农群众都需要保护，因为我们的政府常常超出法律侵犯他们．如果说善待是给优惠，我反对给任何人优惠，因为优惠的反面就是歧视．得到优惠的一方是优惠，未得优惠的一方就是歧视．不管是企业家也好工农群众也好，都没有理由得到优惠．一视同仁，法律目前人人平等是唯一正确的政策．过去我们优待工农群众，歧视″剥削阶级″出身的人，不让入党，参军，提干，出国，甚至不让上大学，那就完全错了．好在现在这些政策已经被放弃，现在讲的是人权，是人人平等．
企业家和工农群众并不处于跷跷板的两头，一个上升另一个必定下降．相反，他们处于同一个升降机里，要末一起上升；要末一起下降．这台升降机就是整个国家或社会．国家欣欣向荣时，所有的人得得益；国家混乱时所有的人都倒霉．这已经是中国追求现代化一百六十多年的历史经验所证明．可惜人总是健忘的，过去的教训还得再重复体验一次．
一个国家治乱交替而不是长治久安，一般认为是因为压迫日盛，矛盾激化所致．但是解放后的经验却不是这样．依我看，解放后并没有什么解决不了的矛盾，斗争完全是人为造成的．因为我们迷信那个阶级斗争学说，认为阶级斗争一抓就灵．不管是粮食不够吃，是青年得不到就业，是经济落后，统统用抓阶级斗争的这付药来处理．改革以后我们放弃了阶级斗争为纲，但是并没有彻底批判过这个学说．它时隐时显，还在人们的头脑里起作用．它成为国家安定团结的重大隐患．
在一个社会中，利益的冲突永远存在着．关键是如何处理．按照现代文明国家的经验，对每个人平等地赋予人权保障，是解决问题的原则．偏袒任何一方都造成另一方面的不公．我国的人权状况应该说不断有所进步，尽管比较慢，而且还有个别倒退的时候．回过头来看，现在的人权状况比之二十五年前有了根本性的改善．显然我们应该继续朝这个方向前进，谋求靠阶级斗争来解决人群之间的利益冲突是没有前途的．一个阶级推翻了另一个阶级之后，等着被下一次自己被推翻．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就是这么一幕幕戏．人与人相斗争，谁也没得好处，生产没有任何进步，人心锻炼得越来越黑．
社会永远存在着矛盾，表现为贫富的矛盾，有钱有势和无权无势的矛盾．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能够做到完全平等的．勉强去做的结果，我们也领教过的．穷人造富人的反，打倒富人的结果是大家都变成了穷人．本来穷人有希望变成富人，其中也有少数穷人真能变成富人．可是彻底打倒富人的结果是连这点希望都没啦，因为中国变成了穷人国了．大家又说，大城市的高楼大厦都是农民工造的，财富是工农群众创造的，顶多还有知识分子．这话不错，但不全面．请问，改革以前也有工农群众，也有知识分子，为什么高楼大厦没盖起来呢？这里相当关键的一点是有没有企业家．企业家把资金融合起来，把劳动和技术结合起来，瞄准有效的项目，把这些要素以最有效的方式组织起来，这才形成生产力．为工农大众说话，保护他们的利益，这是对的，也能够得到广大群众的承认，在道德上占了优势．但是把工农大众的利益和企业家的利益对立起来，看不到企业家的贡献就很不公平，而且十分有害．这种论调容易把是非搞混，最后是造成社会动荡，其危害性切切不可小看．
企业家为富不仁，剥削工农大众，这种情况有没有？当然是有的，但并不表现在工资过低，而是拖欠工资，任意加班加点，缺乏劳动保护，性别歧视，不允许工人组织自己的工会等等．这些情况都属于违法．所以依法办事是正确解决劳资矛盾的办法．法律就是划分利益的依据，要充分依靠法律．工资高低是市场决定的任何人无法改变它．市场的原则是双方自觉自愿的同意．如果存在剥削，被剥削的一方不会同意．所有双方同意的合同肯定对双方都有利．可惜的是我国法律的实施多少也有点软约束，许多法律并不认真执行．这才是当今我们应该认真对待的大问题．此间吃亏的往往是居于弱势地位的工农大众．大规模拖欠工资是最明显的例子．如果没有行政当局出面帮助，几千亿元的拖欠根本不可能得到解决．法律在这里显得软弱无能．
企业家办事，原则是利人利己．如果他们赚了许多钱，和他们打交道的人一定同样赚了许多钱．为什么企业家可贵，原因就在此．既然是利人利己必定有财富被创造，否则一方得利另一方必定受损．现在双方都得利，没有财富的创造怎么可能．我们更清楚地认识现代社会财富创造的奥妙．这正是我国改革得以成功的原因，其实也是经济学最根本的道理．